房绍坤、曹相见：《法人人格权的立法论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三、宪法解释的制度价值在于维护宪法规范的确定性 宪法解释机制是宪法运行制度中的重要环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在处理一些可能涉及违反宪法的备案法规时，常常会就其中涉及的宪法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并根据相应的解释作出处理决定，对相关机构产生了约束力。
这种宪法解释结果成为被解释和说明的宪法规范的组成部分，提升了宪法规范的规范质量。因此，要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和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实质性宪法解释问题。该决定后还附录了现行宪法第37条第2款之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有行为无结果，通常是指无权解释宪法的主体或者不具有终极解释权的主体对宪法规范含义作出了解释和说明，但宪法解释行为产生的宪法解释结果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该决定实际起到了解释现行宪法第37条第2款中的公安机关内涵的作用，并且此种解释是一种扩张性解释，即扩大了现行宪法第37条第2款所规定的公安机关的内涵，起到了保证宪法实施的重要作用。
除非依据法定程序撤销法律事实认定效力，否则依法认定的法律事实就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直接影响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以及公权力机关职责的履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作出的实质性宪法解释，离真正法律事实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只差临门一脚，其也是法律形式最完备、最接近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作出的独立宪法解释性文件的实质性宪法解释。如认为被告拒绝提供信息，既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违背了诚信政府、高效便民的原则，或认为被告收到申请书后，未进行调查处理，侵犯原告的信赖利益和合法利益，被告应积极推进诚信政府建设，及时解决矛盾。
(41)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终字第53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厦行终字第41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行终77号，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行终123号。(12)参见余凌云：《英国行政法上合法预期的起源与发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4期。后者还将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46)最后，如前所述，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信赖旧法的相对人给予保护，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理均不无暗合。
(18)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2476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再21号、(2019)湘行终1264、(2019)湘行终1857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行终字第00029号、(2019)皖行终22号，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01行终360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行终字第00223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1行终20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行终1186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行终242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行终48号、(2017)豫16行终39号、(2019)豫16行终277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行终191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行终30号，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行终27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字第90、1271号，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益法行终字第4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行赔终40号。③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大致表述了政府诚信和信赖保护的内容，④信赖保护是诚信原则对公民权益之法律保障。
(31)不过，行政协议何时会产生应当履行的法律效力？对此意见纷纭：从无重大明显违法，到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再到不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32)不一而足。(21) 在社会保障领域，也存在对相对人信赖的保护。(26)但相对人申请登记存在过错时，不适用信赖保护。很多学者按照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传统，主张将信赖保护作为诚信政府的规范准绳，如主张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直接体现、演绎为信赖保护，②确立信赖保护原则是建立诚信政府的需要。
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亦可构成允诺，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8条所定之允诺只是作为针对个案的行政行为不同。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89页。(38)参见林明镪：《行政规则变动与信赖保护原则》，载葛克昌、林明镪主编：《行政法实务与理论》(一)，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92页。作为社会刺激，它们激发法律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话语进行自身的重构。
(15)参见前引⑦，李洪雷书，第96页。(48)信赖保护与合法预期保护之间的这种差别，参见刘飞：《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亦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法未对违法许可提供存续保护，表明其并未体现信赖保护原则。Gralf-Peter Calliess，Prozedurales Recht，Baden-Baden 1999，S.150f.借用耦合的概念，域外法可喻为我国法律系统之外的沟通信息，若域外法不能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自然难以被司法实践所接受和适用。
毕竟，对于诚信政府的建设，一方面不能鲁莽冒失地引入域外法律制度，而使诚信政府沦为难以企及的理想口号。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要件(2)应为信赖之存在，参见洪家殷：《论信赖保护原则之适用》，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1年第27期。有很多判例要求规范修改不溯及既往，以保护相对人对旧法的信赖利益。借鉴域外法制必须要考虑到其中的复杂性。相对人此时的信赖基础既可是政府以规范性文件或具体行政行为明确作出的允诺，也可是不直接含有允诺内容的审批、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参见Vgl.Kopp/Ramsauer,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Muenchen 2015,§43,Rn 46-48; Hartmut Maur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Muenchen 2011.S.277f. (5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限制的也只是行政机关对已经生效之行政决定的撤销变更权。
(58)参见前引(38)，林明镪文。(一)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69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加以变更、撤回、撤销的条件以及相应的补偿、赔偿。
参见前引(38)，林明镪书，第597-598页。如有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第15条就合法许可废止之规定，要求相对人对违法许可被撤销导致的损失请求赔偿的，应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法院不受理直接提起的诉讼。
(31)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行终453号。(29)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3979、3996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917号，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7行终21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宜昌中行终字第00108号。
内容提要：确定诚信政府之要求，应依据我国司法实践，不应遽然采行大陆法系传统的信赖保护制度或源自英国的合法预期保护制度。对此，判例多持肯定态度。(74)参见前引(57)，余凌云文。(46)参见前引(12)，余凌云文。
(49)国务院仅在2018年就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中提到治理、处理或纠正新官不理旧账问题，说明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问题。但信赖值得保护并非信赖保护的充分条件。
(4)变更规划，应补偿当事人的损失。(7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粤71行终1333号。
这不同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理专注于限制行政机关对有效行政行为的变更。(47)归根到底，我国法院更倾向于保护个人就已经作出之行政行为所形成的信赖利益，而不是支持个人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公正的裁量决定。
而这只能说存在合法预期保护制度已于其中生根、成长的国度。(17) (二)许可外行为 行政允诺常常涉及诚信问题。换言之，对有效(包括可撤销)行政协议，按照《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19条，若无当事人提起撤销之诉，行政机关应予履行，除非符合可以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情形，或者无法履行、履行无实际意义。通过分析实践中存在的既有标准，才能辨明现实做法的功过得失，对其中的合理做法加以推广普及，引导实务工作者循途守辙，不必再费周折地从域外引进相应制度，避免可能产生的水土不服、系统紊乱的风险。
后者为法令适用于其生效时业已存在、尚未终结之事实，但事实发生至法令变动之间的状态，并不受溯及影响。否则，一般人民均有机会经由法律解释而自行判断该规范是否合法。
相对人只有在无恶意时，行政机关方应履行协议。(70)参见王敬波：《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
(68)参见余凌云：《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亚鹏公司案为分析样本的展开》，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34)类似观点参见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31-132页。
